「八九」一代人有著什麼樣的經歷和秘密呢？在《天安門流亡》中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雖然經歷了文革，但不像他們的父輩，文革的經歷給他們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創傷；而知識分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環境。無一例外，無論是北京的沈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里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獨立、理想與思考。這或許註定了他們此後的人生軌跡：從起初的天之驕子，成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成為了他們生命的轉折點和永遠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與沈彤和王丹為北京學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與易丹軒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獄不同的是，沈彤是唯一沒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與易丹軒和沈彤不同的是，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主動流亡。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註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在何曉清的訪談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沒有答案。因為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來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一切都發生了，且就那麼發生了。無論是憂鬱而內向的易丹軒，還是令人爭議的沈彤，或是引人矚目的王丹，還是想方設法從他們嘴裡挖掘秘密的何曉清，或是更多的沒法呈現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采一本書的書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書中，何曉清問：「1989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 free environment. When a 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4 happens, 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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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門流亡》的時候，正逢台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占領立法院。兩天後，網絡上流傳著台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陳嘉銘寫的一篇短文《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其搭計程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據一份對某校高中二年級學生的調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顯示，在536名學生中，自認為對文革了解比較多的占12%，準確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訖年代的為15%。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視劇和剛剛學過的中學歷史課本。有24%的同學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聯」，15%的同學認為是「吃飯不要錢」。雖然75%的同學知道「上山下鄉」這個詞，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麼回事。18%的同學為沒有趕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遺憾。最後38%的同學表示沒有時間了解文革的來龍去脈，11%的同學表示「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
若是做一份類似的調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過去25年了。如哈維爾所說，「維穩」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翻看新聞，社會事件頻發、大眾道德底線不斷受到挑戰，問題出在哪裡呢？1975年4月，不同政見者哈維爾給當時捷克總統兼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在信中，哈維爾指出：「今天這種文化閹割之後，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麼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隨即，哈維爾又說到：「提高生活品質的基本條件是使其隱蔽的秘密不斷明朗化。」
這正是何曉清這本口述史《天安門流放者》最大的意義所在——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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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1997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她孤單，但她強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