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9日，拉薩五萬人集會慶祝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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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校長王書記的印象很深。因為公安廳派我參加「三教」工作組下鄉前，他還說過，她剛結婚，而且她去的話，沒有老師教藏文。他幫我說過這些話。所以我覺得他很好，後來他悄悄地讓我幫他從軍區的郵箱寄信到上海家裡，我幫過他。
好笑的是，為了表示他們低頭認罪，就要對革命群眾畢恭畢敬，比如他們平時都叫我「次仁玉珍」，或者「玉珍」，但現在得叫我「老次」。我這個23歲的年輕女子成了「老次」，我每次聽到都覺得尷尬。歐珠老師被喊做「老歐」，他倒是滿不在乎的樣子。王書記和瞿校長除了挨鬥，還被安排餵豬、劈柴、打掃食堂和廁所。他倆戴個爛草帽，每天忙忙碌碌的。
不久我們學校成立了革命群眾組織，學校的公章也被群眾組織奪權奪走了。領頭的是幾個剛畢業進藏工作的大學生，從北京來的，權都在他們手中。記得其中有一個姓馬的，小馬，最積極也最厲害，當然他也被叫做「老馬」了。
我參加的批鬥會不算多，因為沒過多久就生你了。我從來沒有去鬥過人，只是跟著喊口號。我心裡覺得不可理解，這是怎麼回事呢？怎麼會變成這樣了呢？我不像其他人，他們都是一直參加各種運動過來的，先是寫大字報，然後大辯論，接著開批鬥會。而我下鄉近半年，跟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一回來感覺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很難接受。
所以他們就給我做工作，說你本來家庭成分就不好，這次一定要站穩立場，對那些「走資派」、「當權派」不能有同情心，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尤其是後來成立了「兩派」（註：拉薩兩大造反派組織：一為「造總」，全稱是「拉薩革命造反總部」；一為「大聯指」，全稱是「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與中國各地的造反派一樣，「兩派」為了爭奪權力，打得不可開交），這邊也給我做工作，那邊也要拉我進去，我自己心想，「大聯指」是同情當權派的，而「造總」是鬥當權派的，「大聯指」對當權派不凶，對我這種人也不凶，不像「造總」總是很強調我的出身，好像我不是革命陣營里的人。另外你爸爸也是支持「大聯指」觀點的，這對我也有影響。
1967年3月5日，與「造總」分庭抗禮的「大聯指」在拉薩舉行全城大遊行。（澤仁多吉拍攝）
「造總」紅臂章。（唯色2005年拍攝）
當時我們學校的一個組織叫「萌芽戰鬥組織」，屬於「造總」觀點，教導處長是隊長，一直邀請我加入。我可能是因為經常分享他妻子帶來的上海美食，不好意思拒絕吧，就勉勉強強地加入了這個組織，參加過幾次開會，學習過幾次報紙，但不久軍區下了一個通知，意思是說凡是軍人和軍人家屬不得參加「兩派」中的任何一個組織，這樣我就寫了一個小小的聲明，表示我退出「萌芽」組織的願望，貼在食堂的窗戶上，所有人都看得見。那時候在窗戶上貼聲明的人很多，一會兒加入這個組織，一會兒退出那個組織，都這麼做。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再說不久我就生你了，住在軍區院子裡，也不用去上班，有時候去單位上看看，成了一個逍遙派。
那時候我還改過名字。當時要求人人改名字，說藏族人的名字都屬於「四舊」，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須改名換姓。我們是由公安廳統一改名字的，每個人的新名字都要上報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紅。自己改名也可以，但得報上去批准才行。我先選了一個名字叫毛衛華，但公安廳里已經有人叫毛衛華，我想漢族名字裡也有叫玉珍的，乾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統帥一個姓也很革命。
1966年8月28日，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被當成「四舊」，遭到紅衛兵改名為「人民公園」。（澤仁多吉拍攝）
某造反派在拉薩街頭寫毛主席語錄牌的情景。（澤仁多吉拍攝）
可是，雖說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軍代表點名，平時都沒人喊，好多人都忘記了。我的一個同事小達娃叫高原紅，但每次點她的新名字她都沒反應，我們就趕緊捅她「達娃啦達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連聲說「到、到、到」。想起來簡直好笑得很。那時候的人都跟瘋了一樣。真的，文革時候人都瘋了，半夜三更號召去遊行，「噌」就出門了，全都跑到大街上去遊行，敲鑼打鼓，使勁喊口號，精神還好得不得了。
不久任何上班都沒有了，也用不著上班了，我們學校里各個地區的學生也讓他們都回去了，不過工資還是有的。除了挨鬥的人，每個人都在鬧革命。每天不是這裡開會就是那裡開會，「咚咚咣，咚咚咣」的，到處都在敲鑼打鼓，滿街都是宣傳車和大喇叭。大字報，大辯論，還有一個大什麼。那些人的口才都好得很。你說你有道理，我說我有道理。都在說造反有理。起先天天都在打嘴巴仗，兩個廣播宣傳車就在大街上對峙著，辯論個沒完。但不久就發生武鬥了，非常可怕，那個慘狀我很幸運地躲過了，是因為我再次成了產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