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這樣的名字，一般人已經有點陌生了。但只要說到南開，在中國，怕是沒有幾個人不知道的。而這所著名大學的創辦者，就是張伯苓。
有個讀者在網上感言說：「中國大學最好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甚至是抗戰時期。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梅貽琦時期的清華、張伯苓時期的南開、竺可楨時期的浙大、流離失所的西南聯大都是最好的大學，是有精神的大學。而不像現在中國之大學，名利場而已，官場而已，知識分子集體沉默而已。」
以上列舉的大學，基本都是公立大學，唯有南開是張伯苓先生創辦的私立大學。一所私立學校能做成如此成就，是非常了不得的。
張伯苓是軍人出身，早年入學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航海。後失望於清廷海軍現狀，毅然退役，前往日本考察，目睹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蓬勃景象，有感於日本對於教育的重視及其辦學規模的宏大和教育方法的先進，豁然開朗，深感「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從此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創辦南開系列學校。
從南開中學到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乃至接辦四川自貢蜀光中學，一所接著一所，最終聚合成著名的南開教育體系，成為民國時期中國私立學校的典範。
初辦教育時，部分經費要靠募捐。張伯苓為了維持南開學校，成了有名的「化緣和尚」。化緣對象主要是當時的軍政要員。有學生說：「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回應學生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曾經，大力提倡洋務的直隸總督袁世凱來校視察，殊感滿意，一高興即捐銀5000兩以助教育。但更多的捐款，要靠四處奔走，八方求援。
雖然融資並不容易，但購買教學儀器、添置設備，張伯苓從不吝嗇。民國初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Dr.Eliot）到南開參觀，見中學而有相當完善之設施，深為讚嘆，說：即使美國的中學，能有像南開這樣的實驗儀器者，也不多見。
在南開，除了引進西式教育，嚴格管理也是她的一大特色。南開中學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子弟吸紙菸在當時頗為流行。每次假期回來的訓育課，學校要檢查手指的熏黃程度和口袋的煙味。一次一個學生質問校長：「您不許我們抽菸，您為什麼抽菸？」張伯苓一時語塞，沉默了一會兒，當場表態說：「這個問題提得好，現在我宣布馬上戒菸！」全場學生熱烈鼓掌。張伯苓回家後，將家中購買的香菸、呂宋菸統統銷毀，從此終生再不碰煙。
與國立大學不一樣，私立大學必須找到自己的社會價值點，才能招來學生。1928年，張伯苓制定《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提出「土貨化」方針，力圖使大學從象牙塔走出來，並由此發展為南開大學賴以成名的實業興學路線。當時開設了不少實用課程：講演術、辦公室管理、售貨學及廣告學等，與當時的實業緊密結合。「化工是當時天津重要的工業支柱，30年代初南開大學就成立了應用化學系，研究成果無償地提供給這些廠家，遠在雲南的廠家都來南開求助。張伯苓是最早探索大學教育本土化的人。」
1927年，何廉創辦南開經濟研究所，開始對華北地區的經濟活動進行統計。他發布的「南開指數」，包括「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天津對外匯率指數」，享譽海內外。「舊中國沒有統計局，經濟信息來源在哪？就是南開的物價指數。外國人研究中國近代的經濟，都要從南開拿資料。」梁吉生說。
憑藉這種實業興學的路線，20年代後期，南開大學聲名鵲起。梁吉生說：「抗戰前，南開以管理嚴格和有出路著稱，舊中國大學畢業就是失業，雖然那時大學生很少，但需求量也很少，南開從來沒有失業一說，有些學生沒有畢業就被人訂貨了。」
張伯苓一生中被叫得最多的稱謂是「張校長」，他是五所南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的校長。
南開中學時期，張校長喜歡清晨去學生的洗臉室，教農村來的學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還常請學生到家裡吃飯，周恩來回憶說：「我小時候，到張校長家總是給我貼餅子，熬魚吃。」周在南開求學時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攤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飢。張伯苓得知後，免除了他的學費。後來周恩來領導五四運動被捕，出獄後張伯苓用獎學金資助他赴歐留學。
私立學校，一切經費需要自籌，但原則仍是要堅持的。有一次甘肅禁菸總局王某人的兒子要入讀南開，以貂皮、鹿角作為見面禮物。張伯苓只讓他參加考試，並退回禮物說：「既承厚意，理應敬謹拜受。不過收受後再將令郎考取，雖無清弊，在他學生聞知，恐即不免猜疑，實屬多有不便。」在招生面前，人人平等，後門是不開的。有些無法拒絕的人情，張伯苓就順水推舟，以雙倍學費收為「試讀生」，試讀一學期或一學年，不及格還得走人。
1934年，張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開大學申請補助書》中說：「高等教育，重質不重量。屬校創立之始，即限定學生人數，15年來，無論經費困難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學生、多設大班為解決困難之方法。」南開雖為私立學校，但帳目完全公開，放在圖書館裡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是查當月帳目，他可以五分鐘之內告之。
這種光明磊落的襟懷，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便成為一種凝合劑。西南聯大成立之時，南開校長張伯苓，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按教育部指令，由他們三人輪流擔任三校校務常委會主席。這樣的關係，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陷入聯而不合、貌合神離的狀態。然而西南聯大卻避免了這種局面，三校相處融洽，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至今無可超越的奇蹟。
這其中張伯苓的作用，不可低估。三人中，以資歷論，張伯苓最年長，梅貽琦是他的學生。蔣夢麟與張伯苓私交甚好，被張伯苓聘為南開大學校董。以如此身份，聯大校長理應由張伯苓來擔任，但張伯苓一開始便沒有主政之心，所以，西南聯大一成立，他便常駐重慶，一方面精心經營重慶南開中學，另一方面也為聯大發展爭取重慶國民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這樣做可以避免聯大管理上的意見分歧。在張伯苓的帶動下，蔣夢麟也基本上待在重慶，這樣聯大的管理就全權交給了梅貽琦，讓他不受掣肘，可以自由行事。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三位校長彼此間的高度信任，西南聯合大學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正如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紀念碑上寫的那樣：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但因為有張伯苓，有蔣夢麟，有梅貽琦，他們做到了。
曾經，梅貽琦赴美深造，1915年學成歸來，應周寄梅校長的聘請，到清華學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後，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老校長，表示對教書沒有興趣，想換一個工作。張伯苓聽了以後有些生氣，帶著教訓的口吻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有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沒想到這短短几句話，不僅決定了梅貽琦一生的命運，也對清華的前途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1944年，國民政府頒布嘉獎令，授予張伯苓一等景星勳章，以表彰他為中國教育事業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1948年，張伯苓就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同時任南開大學名譽校長。不久，張伯苓以考試院院長身份退隱於重慶南開中學。
1949年11月，重慶岌岌可危，蔣介石第二次來到重慶南開中學催請張伯苓到美國。蔣介石還表示：「去台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一切等事，都由我給想辦法！」張伯苓低頭不語，其夫人在旁插話說：「我們哪裡也不去，他捨不得兒孫，更捨不得他的南開學校！」蔣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張伯苓剛剛收到周恩來的來信說「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最終相信了周恩來，留在了大陸。
1950年5月3日，張伯苓夫婦乘飛機北歸。行前，張伯苓讓教導主任登記造冊，核查清算學校資產，把私立重慶南開中學、小學及幼兒園捐獻給了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
最初，北京有關部門按周恩來指示妥善接待，安排張伯苓暫返北京居住。次子張錫羊希望父親「為了南開，為了家人」寫個擁護新政權的表態文字，張伯苓沒有同意，他做不到才和蔣先生分手就和共產黨一樣罵蔣先生，所以需要多想一想。
張伯苓在北京停留了四個多月，因為擔心過早返津，會遭到激進學生的鬥爭。直至9月15日，才返回天津定居，沒有分文收入，全靠三個兒子贍養。回天津前，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在中南海西花廳為他餞行，周又囑咐天津市長、南開校友黃敬妥為照應。
9月20日，他來到魂牽夢繫的南開大學。在養魚池旁駐足，與養魚的老工友握手寒暄，距此兩三米處的幾名學生，明知是老校長返校，卻視而不見，仍一邊觀魚，一邊說笑。這讓原本想與他們打招呼的張伯苓甚感失落。
9月21日，他去南開女中，在主任辦公室坐了六七分鐘，與幾個教職員聊了些家常。出來後正好下課，對面過來十五六個初二女生，竟笑嘻嘻地隨口直呼其名：「張伯苓！張伯苓！」見此情景，75歲的老校長只能加快腳步匆匆而過。
10月17日，南開中學校慶，紀念創辦46周年。16日晚，有一位老師來到大理道87號張家，找到張伯苓的第三子張錫祚談話，要他勸阻老校長參加校慶。第二天早上，天飛細雨，張伯苓穿上雨衣要去南開中學。兒子說：外面正下著雨，路不好走，你就別去了。張伯苓一愣，兒子只好直說：學校來人了，不歡迎你去。張伯苓頓時一言不發，頹然而坐。
研究張伯苓數十年的梁吉生在講述這段歷史時說：南開是他建的，幾乎是他的私人產業。1947年他從國外回到天津時，整個城市夾道歡迎呀，幾千人聚集在天津東站，整個城市的鐘都要為他鳴響。僅僅才三年的時間，地覆天翻，南開就不要他了，連校慶都阻止他參加，這對75歲的老人而言，幾乎就是摧毀性的打擊呀！
一個月後，他第一次中風。四個月後，他鬱鬱而終。
202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