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糧徵集制把矛頭指向了有「餘糧」的人，而「餘糧」又並不是農戶實際擁有的餘糧，餘糧是由上面的指令確定的，即是將國家所需要的糧食數額由上而下地分配到各地區、各農村、各個農戶的，是由征糧隊攤派下來的。這種餘糧徵集是一種涉及每個農戶的剝奪，在理論和政策上，凡是有「餘糧」（實質上是蘇維埃政權硬性規定要上交一定數額的「餘糧」）的農戶都被劃定為「資產階級」。餘糧徵集成了實際上的國家剝奪，紙幣等於是一張廢紙，而政府又沒有工業品來作為「餘糧」的賠償，甚至一張欠款字條就奪去了農戶賴以維持生命和生存的「餘糧」。「掠奪」這個詞是列寧這時極有針對性地使用的，他說「掠奪掠奪者」有什麼不好，並且盛讚這種掠奪得來的「餘糧」是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貢賦」。（順便說一下，「貢賦」這個詞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的農業全盤集體化時期被史達林典型化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社會主義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
列寧這時在分析國際和國內形勢時，把外國的武裝入侵，尤其是德國的入侵說成是致命的威脅，而實際上造成危機局勢的首先是國家內部的因素：農民和農村對蘇維埃政權的背離，其次是城市工人的消極。一個核心的問題是餘糧徵集制，是包括工業和銀行國有化、消費合作社的全民化、以政治控制和嚴厲懲處為主要內容的計算和監督，當然更重的是體現於其中的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思想。因而，餘糧徵集成了一場蘇維埃政權對農村和農民的鐵血較量，成了一場具有戰爭規模的剝奪。這時，列寧使用了「鐵的手腕」這個詞，堅持對「敵人」使用武器：「沒有武器，我們就不能壓倒敵人。」列寧反覆提出，暴力使用的不夠、不狠、不堅決：「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對剝削者使用暴力。我們的道路就是：堅忍不拔，無產階級團結一致，實行勞動人民鋼鐵般的專政。毫無疑問，蘇維埃政權在許多場合同反革命作鬥爭是不夠堅決的，它表現的不像是鋼鐵，而像是漿糊，而在漿糊上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
1918年5月，餘糧徵集制執行到了頂峰時期，「戰時共產主義」的美妙前景使蘇維埃俄國處於狂躁的歲月，當一切暴力手段都征不上「餘糧」來時，列寧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凡有餘糧者」。他在1918年5月8日的《關於餘糧專賣法令的要點》中這樣指示：「明確規定，凡有餘糧而不把餘糧運到收糧站者一律宣布為人民的敵人，判處1年以上的徒刑，沒收全部財產，永遠驅逐出村社。」第二天，在對該法令的補充中，列寧把「濫用存糧釀私酒者」也列入了「人民的敵人」。
1918年5月令列寧寢食難安。他寫道：「時不我待。在十分艱苦的5月之後，接著將是更艱苦的6月和7月，也許還包括8月的一部分。」隨之，列寧的暴力概念升級：「應當組織偉大的『十字軍討伐』來反對糧食投機商，反對富農、土豪、搗亂者和受賄者，組織偉大的『十字軍討伐』來反對在收集、運輸和分配糧食和燃料方面破壞國家嚴格秩序的人。」「當人民在挨餓，當失業現象日益嚴重的時候，凡是隱藏一普特餘糧的人，凡是使國家損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對這場「十字軍討伐」聖戰，列寧寄希望於誰呢？列寧說：「需要先進工人到幅員廣大的全國各地去進行大規模的『十字軍討伐』」，「需要工人對組織渙散和隱藏糧食進行十字軍討伐。」在餘糧徵集制面對農村和農民的情況下，這樣的號召就是把「先進工人」推到了征糧戰爭的第一線，使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處於對立和對抗的地步。
到1918年5月下旬，武裝部隊的軍事行動和軍事管制成了暴力的主要內容，列寧在《關於目前形勢的提綱》中號召「動員軍隊為爭奪糧食而進軍」、以戰爭手段來奪糧：「動員軍隊，挑選其中健康可靠的人員，並徵召年滿19歲的公民（至少在幾個地區），去進行奪取、奪回、收集、運輸糧食和燃料的有系統的軍事行動。槍斃不守紀律的人。用取得糧食的成績和收集餘糧的實際結果來衡量這些部隊的成績。把遭受饑荒的省份中的工人和貧苦農民編入作戰（同富農作戰）的部隊（每隊占1/3到1/2）。」5、6月間，列寧還指示要對「資產階級貯存的貨幣徵收一次高額稅。派遣武裝部隊到農村去徵收上述稅款並徹底粉碎農村資產階級的反抗」。
在「十字軍討伐」的進程中，1918年6月1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恢復死刑的法令。十月革命後頒布的取消死刑的法令到此在法律上完全失效。而在夏天來到之前，有三件大事更把蘇維埃政權推倒了懸崖的邊緣。一件是沃洛達爾斯基被殺，二是烏里茨基被殺，三是列寧本人遭暗殺。在蘇聯的官方歷史書上，把這三次謀殺的責任加在社會革命黨人的身上，幾十年來成為不可更改的鐵案。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對這種「鐵案」的置疑越來越多，三人的被殺或遇刺，都有著更為複雜的時代背景、社會條件、權力行使，甚至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錯綜複雜的依存和背離關係。在這篇文章里，不談這些案件本身，只是強調事情發生後，蘇維埃政府做出的正式反應。
1918年6月20日，當時的主要刊物——《紅色報》的負責人、執掌出版領域革命法庭大權的沃洛達爾斯基被殺。當時誰都相信這是社會革命黨人所為，唯獨季諾維也夫不以為然，沒有採取措施實行大規模鎮壓。列寧聞知後大為不滿，隨即給他寫去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件：「只是今天我才在中央委員會聽說，彼得格勒的工人們要求用大規模的恐怖來回答沃洛達爾斯基的被殺，而您……沒有動作。我堅決抗議！我們在敗壞自己的名聲：我們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決議中一直以大規模恐怖相威脅，而到事情真發生了，我們卻又在阻礙群眾的革命首倡精神，而且是完全正確的。這是不行的！恐怖份子將會認為我們軟弱無能。這是戰時最危急時期。應當鼓勵對反革命分子實施恐怖的強烈要求和大規模性，尤其是在彼得格勒，要當成典型來抓。」
1918年8月30日，在這同一天裡，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席烏里茨基和列寧同時遇刺，前者遇刺身亡，列寧重傷。第二天，《紅色報》發出呼籲：「列寧和烏里茨基的血不能白流，要讓血流成河來償還——能流多少血，就要流多少血。」
1918年9月2日，在全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斯維爾德洛夫宣布實行「紅色恐怖」。9月5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紅色恐怖》法令。該法令全文如下：
人民委員會關於《紅色恐怖》法令
人民委員會在聽取了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關於該委員會的活動報告後，認為，在當前局勢下實施恐怖來保證後方是極端需要的；為了加強全俄肅反委員會並在該委員會中貫徹更大的計劃性，必須將儘可能多的黨的負責同志派往該委員會；必須用將階級敵人關押在集中營的辦法來孤立他們並以此來保衛蘇維埃共和國；必須槍斃與白衛組織、陰謀和騷亂有聯繫的人；必須公布所有被槍斃者的名單以及對他們採取該項刑罰的理由。
從這份《紅色恐怖》法令的文字可以明顯看出，蘇維埃政府並不是宣布開始執行「紅色恐怖」，而是強調了「紅色恐怖」是「保證後方的極端需要」，同時明確規定了「紅色恐怖」的兩項基本手段：槍斃和關押集中營。這就意味著兩點：一、大量的恐怖行動將要在廣大城鄉展開，二、集中營將普遍建立。如果說在此之前的恐怖行動是多向的、多面的話，該法令則強調要有「更大的計劃性」，為此要派儘可能多的黨的負責幹部去加強肅反委員會的工作。
《紅色恐怖》法令是一項認可肅反委員會在此之前實行「革命恐怖」「大規模恐怖」的法令，是一項強化肅反委員會工作的法令，是一項將「紅色恐怖」行動推向極端的法令。這項法令表明蘇維埃政權在此時已經面臨險境，甚至是絕境。而這種險和絕，過去被解釋為德國軍隊的兵臨城下，但是從一系列事實來看，更多的和更直接的因素是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傷及了國內大多數民眾，那種「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使布爾什維克四面樹敵，工人階級的解體和農民的背離是這種敵情的風向標。但列寧、斯維爾德洛夫、托洛茨基、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等蘇維埃政權的最高負責人卻一直認為自己的「鐵拳」和「恐怖」是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列寧甚至說過，「我們有力量」，將不會採取「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斷頭台」的法國革命式的恐怖手段。而這份《紅色恐怖》法令所表明的，卻是布爾什維克已經失去力量，不得不採取法國革命者的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斷頭台」了。
蘇聯的官方史學，說《紅色恐怖》法令是蘇維埃政權的紅色恐怖反對白衛組織的白色恐怖之始，這是沒有事實依據的。正如我們前面所列舉的許多事實，「紅色恐怖」是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基礎，是蘇維埃政權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施政綱領的核心。這種基礎和核心是不以外部的「白色恐怖」為轉移的，按照當時的主要執政者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決斷，「紅色恐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是天經地義的。只不過，列寧在這份《紅色恐怖》法令之前，並不用「紅色恐怖」這個詞，他用的是「革命恐怖」、「大規模恐怖」和「群眾恐怖」。
十月革命後，「紅色恐怖」一詞用得最多，也幾乎是首先使用的，是列寧委託組建軍隊、手握重權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對「紅色恐怖」盛讚不已。在考茨基著文反對革命的暴力和恐怖行動時，托洛茨基和列寧都寫下了檄文痛斥考茨基。托洛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文中就這樣寫：「革命要求革命的階級，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採取他擁有的一切手段：如果需要——武裝起義，如果需要——實施恐怖」，「紅色恐怖和武裝起義原則上沒有區別，它應該是武裝起義的直接繼續。」
托洛茨基在使用「紅色恐怖」一詞時，同時也就提出了「白色恐怖」的概念。他說：「紅色恐怖是用來反對註定要滅亡但不願滅亡階級的武器。如果白色恐怖能阻緩無產階級興起的歷史進程的話，那紅色恐怖正在加速資產階級的滅亡。加速，贏得速度——在一定的時代具有決定的意義。沒有紅色恐怖，俄國的資產階級就會夥同世界資產階級在歐洲革命來到之前很久把我們扼殺掉。」
總之，「紅色恐怖」是應十月革命之運而生的，在那個年代是在所有革命者的凱歌聲中行進的，是在「赤衛隊進攻」的歷史號角中，發出震懾整個俄國，甚至世界的「劍與火」聲威的。
可以說，《紅色恐怖》法令是一座歷史坐標，它進一步解放了「契卡」的手腳，賦予了它無上的和無限的特權，勢如「十字軍討伐」那樣的「紅色恐怖」行動就在瞬間更深層次地、更大規模地、更群眾化地席捲俄國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