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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隊隊長與地主女兒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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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爺爺,曾是東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隊的隊長,而我的奶奶,就是爺爺進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戶地主家的女兒。他們的結合,並不是一場跨越門第之見的偉大愛情——事實上,這是一場傳統的充滿交易感的包辦婚姻,同時也是對大歷史的見證。寫自己家的歷史,最難的就是避免「羅曼化」的傾向和簡單的是非判斷,進而進行深層次的剖析——畢竟,要一個人擺脫家庭的立場,是一件太難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誘惑又是那麼強烈。對此,我也只能儘量為之。

一、聯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一支共產黨的武裝工作隊來到了吉林省伊通縣南部的一個村莊,為首的工作隊隊長騎著大洋馬,挎著兩支駁殼槍,甚是威風。這支隊伍就是伊通縣大孤山區土改工作隊,而騎在馬上的人,就是我從未謀面的爺爺。

在地廣人稀的東北農村,這支稀稀拉拉的隊伍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糧戶——他們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隊要來的消息。這家人兄弟兩個,老大當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數十垧,草房11間,小倉房三間(都是草坯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財。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爺家的小女兒。對於自家財富的來源,奶奶並不特別清楚,只知道在她爺爺那輩,家裡就有不少土地了,後來在她大伯(東北稱「大爺」)的經營下,日子過得挺富足。與許多大糧戶一樣,她家依附政治力量的痕跡也很明顯——奶奶的父親當過偽警察,大爺也在屯裡負過責任,經常去鄉公所辦事。當然,她家並沒有成為秦暉所說的「政治性地主」——那種藉助政治權威獲取財富的地主。他們選擇靠近政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從這一點上看,後來把奶奶嫁給爺爺,還是蠻符合「家風」的。

對於這家人來說,共產黨並不陌生。伊通縣城已於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產黨的隊伍已經在伊通地區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兩年拉鋸戰。大爺與共產黨多有接觸,不僅很多親戚朋友加入其隊伍甚至入黨,還與中共伊通縣委主要領導鄧烈認識,曾冒險趕車送他去山溝里躲避國民黨軍隊。回來路上他連人帶車被國民黨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裡人還以為出意外了。正是在此期間,恰巧國民黨來收繳槍彈(兵荒馬亂之際,當時東北許多有點財產的人家都有槍,她家有槍的消息不知道被誰暗報了國民黨),把奶奶的母親吊在房樑上逼問。在一家女人們的苦苦哀求下,我的這位太姥姥才僥倖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十幾天洗涮縫補的活,後被同村窮人保回。保太姥姥時,奶奶的四叔還被國民黨士兵拿「苕簌疙瘩」(即掃把,東北方言)一頓好打。

但此一時彼一時,土改的聲勢已經籠罩了這一地區。當聽說土改時大糧戶們「又」要被吊在房樑上痛打甚至槍斃的消息後,大爺慌忙帶著自己的大兒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親帶著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兒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

隨著土改工作隊開進臨近村莊,打殺的消息越來越多,形勢也越來越緊張,一家子孤兒寡母,惶惶不可終日。察哈爾省委曾對土改前各階層心態作過一個描述:「貧農歡喜,中農懷疑,富農怕鬥,地主怕死。」就奶奶家而言,恐懼確實成為了那段時間最深的記憶。

恰在此時,已經加入鄰村農民會的奶奶的一位堂哥,來到她家「做媒拉縴」,跟太姥姥提議把奶奶嫁給爺爺,說他是這個區土改工作隊的隊長,這樣就不用怕挨揍了。當時奶奶只有16歲,太姥姥雖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將奶奶許給了爺爺。就這樣,爺爺進村沒幾天,奶奶就稀里糊塗地過門了。

說實話,如果不是土改,爺爺和奶奶很難在一起,因為當時的婚姻,主要還是講「門當戶對」,大糧戶家的女兒,一般也都嫁給大糧戶,或者其他有些財產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給了鄰村的大糧戶。在這一點上,爺爺顯然不夠格。他是黑龍江勃利縣人,出身貧寒,為出人頭地,在偽滿時期當過屯長,還當過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後,在伊通縣南城子加入了共產黨隊伍,由於作戰勇敢,槍法好,很快成了幹部。此時的爺爺已經31歲了,整整大奶奶15歲,還沒娶上媳婦,可見家境確實不怎麼樣。當然,晚婚也可能跟他的「二流子」觀感有關——在傳統鄉村,人們普遍認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本分人」,而蔑視熱衷參與政治、商業活動的鄉村邊緣人群,而最早靠近共產黨的,很大一部分是這些「勇敢分子」(劉少奇語)。雖然當上了土改工作隊的隊長,但爺爺的「階級覺悟」顯然還不夠高,對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事並不上心,不然也不會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兒。不知道當時像爺爺這樣對「階級鬥爭」領悟不夠深刻的基層幹部,到底有多少。

對於這門親事,奶奶坦承並不願意:還是個小姑娘,啥也不懂,更離不開媽媽。但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還是選擇了順從。對此,奶奶的大爺頗為感動,捎來信說如果共產黨走了,就分五垧好地給爺爺奶奶過日子。為安撫爺爺,他「仗義」地保證奶奶嫁誰就是誰了,絕不「打八刀」(老東北方言,指離婚),從此就都是一家人了。

雖然有爺爺的保護,但土地、房屋還是要分的,浮財也得分一點。因為除了土改工作隊外,村里執政的還有農民會。按照標準的工作程序,工作隊進村後,要宣傳《土地法大綱》、開展階級教育、召開訴苦會、成立農民會,鬥爭地主惡霸。但這種「工作報告」邏輯顯然並不能代表底層的真實情況,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階級鬥爭」往往讓位於征糧徵兵,基層的實際運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著自己的邏輯。由於爺爺本人「覺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關係,所以當時村里政策宣傳、階級鬥爭教育開展得並不熱烈,大多數農民對土改也就還抱著懷疑的態度——那地、那房也是人家祖傳的或苦苦掙下的,咋能說拿就拿呢?而且,軍容整齊、裝備先進的國軍就在幾十里外的長春,他們在大多數普通農民看來才代表了中央正統。但共產黨是講組織紀律的,對於中心政策也必須執行,因此表面功夫還是要做的,比如在上級監督下分土地、成立「農民會」。定階級,劃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財,決定槍斃誰,都是農民會說了算。因此,爺爺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奶奶一家。

最後,奶奶家理所當然地被劃成了地主,因為不僅土地多,一家人還從來不下地幹活,這在當時叫吃「剝削飯」。家裡的地都分沒了(大爺和他大兒子已想辦法在外地弄到了地,家裡一幫女人暫時也不需要土地了,並可藉此堵上別人的嘴),東屋早已空出來作了農民會,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門。為此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給自己準備的棺材卻早已不知道被誰拉走了。土改後,爺爺奶奶搬到了區里,大爺家的大兒媳回家了,太姥姥就連西屋都住不成了,搬進了原來作倉庫的小房。不過,一大家人都沒有遭受皮肉之苦,更無性命之虞,還是很幸運的。根據官方的統計,當時伊通全縣「依據政府法令,處決200餘名惡霸地主分子」,不可謂不激烈。然而,因土改而死者並不止這些,所處決的,也並不全是「依據政府法令」的「地主惡霸分子」。

二、土改vs土匪

在傳統的土改敘事中,嚴重的階級矛盾是土地改革的主要合法性依據,而階級鬥爭更是土改的重要環節。就奶奶所在的村而言,土地分布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偽滿時期的東北地區,實行的是統制經濟下的私有制度,農村土地處於私有狀態。全村幾十戶人,大多姓王,沾親帶故,只有奶奶家一家地多。後來劃成分時,沒有富農,只有幾家中農,家裡各有幾垧地。其餘都是貧僱農,可見土地占有的差距。這些「貧僱農」有許多給奶奶家「扛大活」,條件是本人幹活時管飽,年底按日結算發糧。如果他們覺得你傢伙食不好或出矛盾,也可以去別人家。據奶奶說,她傢伙食好,油放得多,大家都愛來她家幹活。相對於典型的向地主租地交租的「封建剝削」,奶奶家的經營方式更像資本主義農場——而且從奶奶描述狀況來看,糧食的商品率並不低,很多被賣掉換成生活用品了。

但當時的農村也絕不是一片「田園詩」般的美麗圖景。偽滿時期,日本人對糧食的徵收量很大,基層官吏還時常盤剝,到抗戰後期,可以想見農民的日子非常清苦。但這段日子並沒有給年幼的奶奶留下什麼飢餓的記憶,相反記得過年時年貨挺多,橘子瓜子花生堆一炕,隨便吃,那就不知是何緣故了。日本投降後,真正讓日子過不下去的,變成了土匪,大大小小的不知道從哪都鑽出來了。奶奶回憶,日本人在的時候,沒有什麼土匪——這些不穩定因素當然會對戰略後方造成一點威脅,而剿匪也可以彰顯政權的合法性。奶奶的父親就是剿匪的時候被打死的。政權真空導致了土匪的復興,他們從事打家劫舍,綁架勒索的營生。

土匪對於所有執政者都是一個威脅,所以當時東北的土改工作隊,除了土改,另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剿匪。

聽奶奶說,多年後晚景淒涼的爺爺時常抱怨,說當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如今卻落得這樣。我一直沒有理解當時危險的程度,直到了解了當地共產黨部隊與土匪、國民黨軍隊作戰的情況。

據史料記載,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到1948年10月長春解放前夕,伊通縣有近百股土匪,大股有數百人,小股五至七人,在西部出沒於大孤山、二十家子、靠山一帶……雖然奶奶對這麼龐大的數字產生懷疑,但當時大孤山一帶土匪猖獗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官方史書中寫的是,這些土匪「得到國民黨伊通縣保全大隊和國民黨在長春部隊的慫恿與支持,與人民解放軍為敵,襲擊民主政府,搶劫群眾的車馬糧食衣物,殺人放火,破壞農民運動……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一支別動隊。」但實際上,早期的土匪正是靠劫掠、綁架地主為主要生路——農民沒錢沒糧沒槍,綁架了也沒用。

而此時橫行的土匪中,有多少是出於「階級報復」形成的「還鄉團」式的地主武裝,也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當我問奶奶是否聽說過地主加入或勾結土匪時,奶奶覺得誰敢找土匪,避都避不及。當然,這也許只是老人家的主觀感受——畢竟她的父親死於土匪槍下。至於襲擊共產黨的部隊,很多時候主要目的或許是搶劫物資——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管他什麼隊伍,搶了再說。

爺爺雖說對土改不上心,但打仗還是一把好手。他愛槍,且雙手持槍,打起來噼里啪啦的——奶奶說,由於沒事就練,村裡的煙囪都沒有好的。也不知道鄉親們怎麼看爺爺這種「匪性」的行為,估計都恨得夠嗆,更有一種恐懼感吧。年幼的奶奶卻覺得挺好玩,也拿過來打,結果由於槍的後坐力太大,一下子坐了個屁股墩,從此再也不張羅玩槍了。

奶奶並沒有清楚記得爺爺出過的任務,但在翻看史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這樣一條記述:1948年1月3日,大孤山區工作隊,為了清除封建勢力,去小孤山區馬家屯搞聯合鬥爭,土匪「雙陽」勾結「萬林」等200餘名匪徒尾隨圍攻上來,工作隊組長劉德昆、隊員方茂雲及大橋村參加幫翻隊農民積極分子王有、於青山、張花、張禿子等7人,突圍時被發現,抓去殺害。殺死後,將王有、於青山屍體扔入井中。我不知道爺爺有沒有參加這次所謂的「聯合鬥爭」,但這些逝者中,一定有爺爺的戰友。而同年2月19日,伊通縣大隊更是在兩半屯遭遇國民黨新七軍正規軍,傷亡達112人。

兵荒馬亂,社會失序,我覺得當時人們面對的主要問題。即使對於爺爺和他的戰友們而言,所渴望的也不過是有一份自己的土地,過上安穩的日子。

三、被槍斃的貧農

在奶奶的講述中,另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是,土改期間奶奶所在村莊被槍斃的兩個人,從成分上來講竟都是貧農。

第一個被槍斃的貧農因為看起來病怏怏的,外號「楊丫頭」。在奶奶的記憶中,這個人除了平時好打獵,也沒什麼特別的地方。他被槍斃的原因,是外地有人給他寫黑信,農民會做出了決議,爺爺負責執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家裡有槍,又好打獵,被人誣陷當過土匪之類的。

第二個被槍斃的貧農其經歷更有意味。說起來,他還是奶奶的堂哥,總在她家裡扛活。一次在她家幹活時,被大爺家的大兒媳婦諷刺了幾句。土改工作隊進村後的一天,他來到奶奶家,找這個堂嫂尋仇。當時爺爺正在「媒人」家喝酒(給爺爺奶奶做媒的那位堂哥此時回到了本村,還是農民會文書,他的故事下面再講),派來保護奶奶一家的哨兵也恰巧不在。奶奶趕忙跑出去找爺爺,她大爺家的這個兒媳婦則假裝抱孩子拖延時間。幸好爺爺及時回來阻止了這場「鬥爭」。聽奶奶的意思,如果打了也就打了,爺爺也不敢批評、懲罰人家,講講親戚關係,這事就算過去了。

這個以為有機會報仇的直人,碰上了真正懂得報仇的「聰明人」。這個聰明人,就是前面說到的把奶奶介紹給爺爺的那位堂哥,論起來,他倆是一個爺爺奶奶的親堂兄弟。說起這位堂哥,奶奶印象很不怎麼樣——他當過偽警察,父親是做大夫的,家裡挺富裕,但是沒有地,所以沒劃地主;又因為能寫會算,作了農民會文書。奶奶本來就對他介紹的這門親事感情複雜,更記仇的是,他在運動快結束的時候,騙爺爺奶奶說,家裡暗藏的一缸金銀首飾被農民會知道了,趁早主動交上去,但最後這些金銀首飾,都被他自己留下了。對此,爺爺奶奶也不敢聲張。

奶奶並不知道這兩兄弟之間有什麼過節,總之,親堂哥湊了材料,把親堂弟送上了西天。

槍斃那天,這個人被從農民會押出來,還四處叫嚷著找爺爺。對此,爺爺也有些無奈,躲在屋子裡(之前說過,東屋變成了農民會,奶奶一家就住在西屋)不敢吱聲,從窗戶縫目送了這個親戚。

這兩個人,都是斃了之後才上報縣委的。當時槍斃人,沒什麼程序正義可以理解,但總要講點革命正義吧?他們都不是地主,為什麼會被槍斃呢?這種現象普遍麼?

在紀錄片《暴風驟雨》裡,也有一類叫「勢力分子」的非地主,成為土改的「鎮壓對象」。其具體含義筆者並沒有查到,應該是地方一霸之類的人物。但這兩個人也沒什麼「勢力」啊!也許這就是基層史料帶給人的樂趣吧——它帶給你的疑問永遠比答案多。

尾聲

作為一場劇烈的社會變動,土地改革卻並沒有改變中國農村的結構性貧困。幾年後,農業集體化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些分給農民的土地又重新收歸了國家。農民仍處於掠奪—庇護模式之下,不過土地所有者由地主換成了國家,農民更加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關於公平與正義的終極追問,也成為困擾許多人一生的問題。

而我的家族,亦被這場運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春天土改結束後,已經成家立業的爺爺怕「關里太亂」,只有十幾歲的奶奶也不願離開媽媽,所以他們沒有選擇隨軍南下。之後爺爺成為了所在區的區長,並很快進入吉林省委黨校學習。但在1949年的整黨中,他由於娶了我奶奶,被勒令退伍,後通過戰友的關係到一個鎮的供銷社工作。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由於害怕歷史問題被深究,被迫同意下放,我們一家徹底回到了農村,而爺爺也在1973年鬱鬱而終。

在傳統的意識形態敘述框架中,土地改革是一場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打倒地主老財的階級鬥爭。在浪漫的革命想像中,土改是人的解放,與自由、平等、啟蒙等一系列美好詞彙相連。對於執政者來說,土改是徵兵、征糧的現實手段,更是社會整合、社會動員的重要方式。但是,我想問的是,土改對於每個個體來講,它意味著什麼?這是更為複雜的圖景,複雜到難以解釋,難以言說:對於奶奶這個地主女兒而言,是一場並不能算完滿的婚姻,對於兩位失去生命的「貧農」而言,也絕不是「翻身」的快感。就像馬克·布洛赫所說的,當我們拋卻加在每個人身上的符號,將歷史還原為「人的學問」時,才會發現更多的苦痛、快樂與無奈。

我常常想,當已入暮年的奶奶坐在電視機前,津津有味地看著《還珠格格》時,是否也在憧憬一場即便不轟轟烈烈,但卻自由自在的愛情?而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讓人生少一些「身不由己」的遺憾麼?

《記憶》2015年6月30日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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