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學文憑試（下稱「文憑試」），今年亂象特別多。必修科開考後，斥資900萬開發的第二代「公開考試支援系統」連日癱瘓，考評局最終宣布停用當中的「監考易」，監考員要改用人手點名。另一個讓局方尷尬甚至陷入公關災難的事件，是開考後，各科例如中、英、數、公社科等的試卷，都在完考後迅速被上載到國內社交平台小紅書。雖然局方在警方的協助下很快拘捕了一名23歲的涉事中學教學助理，但情況未有改善，最終局方使出狠招，兩日後突然改變考試規則，完考後收回試場所有用剩的試卷，希望能遏止即日有試卷上載於小紅書的尷尬局面。
香港教師不敢談論試題，以免篤灰和犯禁
新政策用藥過猛，寒蟬效應過大，導致香港教師不敢談論今年的試題，以免篤灰和犯禁，學界因而出現「小紅書犯事，香港人埋單」的說法。這反映考評局在擴大內地文憑試業務之前，沒有細心研究和評估中港兩地文化差異對自己的主要業務即文憑試的影響。
文化差異在近代中國不是什麼新鮮的概念，甚至可以說近代中國史就是一部文化差異周旋史。由清朝乾隆帝接見「英夷」馬戛爾尼使團要求對方雙膝跪下以維持天朝威儀，到洋務運動已演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後清末廢科舉、五四「全盤西化」、中共建國後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準備廢除漢字。去到改革開放，大國崛起之際，2008年的北京奧運，主辦方規定，正式禮服是西裝。
今天的中國，在承接差不多二百年的文化差異問題時，心態頗為複雜。一方面，正如上一段所說，「崇洋」是近代中國的重要特徵，所以外國貨、擁有外國學歷的海歸都比「國貨」吃香；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成就，「中國優先」心態開始浮現，中國人事事希望獲得外國人的尊重，其極致是以戰狼心態四處找尋外國人甚至港澳台人士「辱華」的證據。
以上兩種文化心態，在文憑試取得和諧的統一。一方面，文憑試有「外國貨」的特點，它是外國認可的國際學歷，其成績曾經可以直接兌換成英國大學聯招系統（UCAS）的對照分數（tariff points），為海外各大學府所承認。另一方面，技術上這是由中國人開辦的大學入學試，與其他外國大學入學試如IB和英國A Level不同，文憑試可以用中文應考，其成績可以報考內地、香港和海外大學，因而受到內地家長的垂青。
這樣一個優質考試，如果可以有尊嚴地引進內地，便可以是一種文化輻射，成為讓中國進一步現代化的教育引擎。
大陸官員不接受香港的教育制度
這樣的歷史機遇，曾經存在過。還記得2012年文憑試首度開考後，當時仍在考評局內負責歷史科的我，次年暑假與十來個同事到深圳，為有興趣開辦文憑試課程的深圳學校提供師資培訓，培訓內容是「刮骨療毒」前原汁原味的港式歷史科，具正反駁論，可開放地評論任何的史事，包括中國。
可惜，培訓完成後，對方興趣不大，因而作罷。另一邊廂，隨著香港政治環境逐年惡化，文憑試在面世後不久即面臨被改造，首當其衝者是通識科，建制派除了不斷爭取將其必修科身份剔除外，還成功以疫情為由使考生不需呈交最能訓練考生高階能力的「獨立專題研究報告」。
最後，港版國安法的通過，加上以開設內地試場為目標，2024年之前三年的文憑試作出了大幅度的範式轉移，由很有洋味變成很有中國味。通識科最終被港式思想政治科公民科取代，一味唱好中國，閹走客觀討論中國議題的所有空間。文科如中史和歷史亦成為思想政治科的延伸，由強調分析變為強調背書。
除了要遷就內地，更改文憑試的課程和考評方式之餘，甚至也要預早改造香港的試場管理方法。內地各城市不像香港般擁有眾多文憑試學校，沒有條件像香港的傳統做法，將考生打散到不同學校應考，於是便需要首先在香港閹走這個善治良政，實施被視為作弊溫床的原校應考，這樣內地便可以名正言順用「香港的」方法監考。
換言之，開拓內地市場一事，蘊含著巨大的中港文化差異，考評局一開始和現在面對這些文化差異時，態度明顯不同。開始時，文憑試嘗試保持自身尊嚴，學術上具批判性，強調高階思維，局方沒有想過要放棄這些特點。然而，2019年之後，社會上和教育上的中港文化差異較前更為尖銳，考評局這時因應政治環境的轉變，選擇向內地傾斜，削足就履。正是這種「親內地，遠港人」的文憑試政策，構成了小紅書狂潮的文化背景。
文憑試最終演變成為香港版的內地高考？
也許有人會說，開拓別人的市場，做出適當的調適有何不當？這裡估且引用英國一個考試機構AQA的A Level歷史科課程予以說明。該課程有一個單元叫「1936-1997年中國的蛻變」，部分內容如「解放軍的角色，恐怖（terror）及宣傳」、「『解放』西藏」、「天安門事件的餘波」等，對於中國大陸以及今天的香港頗為敏感。試想像一下，如果AQA為了擴張中國業務，閹走以上內容，一味唱好中國，會在英國教育界引發什麼風波？
當科舉在清代中國還是理所當然的時候，香港於1886年已有學校首次參加劍橋大學入學試，三次後首次參加牛津大學入學試。一直以來，英式教育是香港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到了21世紀，它仍然構成香港教育的重要特色，甚至成為教育輸出的資本，例如2017年考評局歷史科獲台灣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即台灣的考評局）邀請訪問台灣，為台灣計劃在考試中引進論述題（essay）進行了專業交流。
這麼一個重要的文化教育資產，遽然在反送中運動後成了政治犧牲品。在中港文化差異中的優勢，忽然成為了被整治的對象。港人熟悉的課程沒有了，熟悉的監考制度沒有了，考試結束後試卷在不放上網際網路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討論的空間沒有了。中港差異千絲萬縷，壓扁了考評局，考評局幾乎在考評的每一細節，都以改造香港作為適應內地的方便法門。如果文憑試最終演變成為香港版的內地高考，需要額外的資歷如奧數和美國AP才可申請報讀外國大學，對考評局、香港考生和內地考生便變成三輸局面。香港是否真的需要一個「精忠報國」式的文憑試，的確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