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潘光旦、費孝通夫人孟吟、費孝通，張祖道攝於1955年5月。「文革」開始後，潘光旦身患重病得不到醫治，於1967年死在費孝通的懷中。
【摘要】
像潘光旦這樣既深受歐美思想影響，又飽讀經典，傳統痕跡很重的名教授，既然在1949年選擇了留在大陸，自然就在相當程度上做好了適應新社會的心理準備。潘光旦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也確實逐漸適應了新社會，但是，像其他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當思想改造運動突然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還是發現自己距離這個新社會的要求實在太遠，而原因竟是由於人言人殊的所謂歷史問題。潘雖再三再四的檢查交代，勉強過關，然而卻於事無補。他事實上已被列入了另冊。
潘光旦，1899年生人，1967年去世，年僅68歲。查潘15歲起發表短文，16歲起發表學術文章，19歲起發表譯文及詩詞，至1949年50歲時，共發表學術論文約130篇，發表各種書評200餘篇，出版各種專著、譯著、文集約20部，先後擔任過光華、復旦、清華和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並歷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教務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館長等職。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潘光旦在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多年參與和主編報刊雜誌，先後發表政論文及各種時事短評竟達800餘篇，此足以見其對社會政治問題關切和捲入之深。
潘光旦的一生，出家門入校門，從學生到老師，從普通教授到就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的教務長，一帆風順。這也是促成他始終堅持獨立立場和客觀態度，敢在公眾輿論中放言無忌，直言批評各種主義，包括公開抨擊國民黨黨治措施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到1946年7月，潘終於遭遇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的政治壓力和衝擊。當月，敢於公開批評國民黨的李公朴、聞一多兩教授在昆明接連被特務刺殺身亡。有傳言潘等也在同一張黑名單上，潘光旦等幾位教授在聞一多被刺當晚，就都躲進了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後經教育部出面，將潘等從昆明經重慶送去南京，並安排寄寓蘇州滸墅關，避禍至10月清華復校回到北平，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經歷，顯然使潘光旦受到相當刺激。潘雖然時任民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但身為西南聯大教務長的他，在1945年底的「一二·一」運動中，包括在1946年上半年的政治較力中，始終嚴守中立立場。他不贊成共產黨，也不喜歡國民黨，但為了不讓外人誤以為自己和民盟其他人一樣是「共產黨的尾巴」，他甚至不顧民盟反對，堅持在國民黨人發動的反蘇宣言上簽了名。然而，國民黨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批評者的卑劣行為，到底使潘光旦在思想上開始轉了向。他最終選擇了擁抱共產黨的新中國，而且逐漸融入新社會，並且學著站在擁護新國家的立場來撰寫支持新政策、抨擊「地主」、「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各種政論文章。但是，隨著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的到來，這位一貫熱心社會問題，堅持「學人論政」的名教授，卻因為有過太多的「反共反蘇擁蔣親美」的嚴重「歷史問題」，成為整個清華大學的重點鬥爭對象。從此，他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不僅再沒有資格寫什麼政論文章，就連他的專業也做不成了。1即使他此後對政治三箴其口，學術上也再無熱情，當1957年整風運動來臨時，他還是因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揭發出來的種種「歷史問題」，及其過於獨立的個性，被打成右派，歸入了另冊。
有關潘光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經歷，迄今為止還沒有文章具體研究介紹。本文希望能夠在前人對思想改造運動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藉助於部分文獻史料，就此稍做深入一些的考察和說明。
建國後的適應與改變
和多數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一樣，潘光旦最初並沒有意識到自我需要怎樣的改變或改造，他依舊按照自己一貫的信念和性格我行我素，他是屬於毛澤東所說的對共產黨口頭上擁護，骨子裡則還要「看一看」的那種知識分子。
比如，因為和民盟一些領導人合不來，感覺政治上受排擠，因此也就對政府里那些「民主人士」頗多批評，認為這些人「無功受實祿」，只不過做中共的「陪襯」、「鑲邊」與「跑龍套」而已。故對當時知識分子中流傳的「黨員無學有術，教授有學無術，民主人士不學無術」的說法，津津樂道，逢人便講。
比如，因為中共中央進城之初，在北京飯店邀請教授們吃飯，沒有請他，政協開會更沒有他的份兒，他即相信中共不重視自己，事事冷眼相看，漠然處之。直到這一年10月，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他說：「由於自己感覺到周圍的人對我的看法有了多少好轉」，自己政治上才逐漸又積極了起來。
又比如，他拿其含有批評中共政治理論觀點的政論集《政學罪言》，和含有批評了當時流行的生物哲學觀點的《優生原理》兩書的發行情況，來檢驗中共治下「學術自由之境界」與前途；對新政權下的學校工作公開講：除「才力上能做之事和崗位上應做之事」盡力去做外，對「實際之政治工作」，包括某些團體活動，自認與己「不甚相宜」，故婉拒參加；對共產黨動輒組織集體學習等等，雖不公開抗拒，內心裡卻頗多微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