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掛在奪權成功的共產主義分子嘴巴上的「民族解放」和「反帝國主義」實質上都不是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之所以是民族主義，最起碼的是要承認自己的文化特性，並且竭盡所能保持自身文化特性，而不是全部統一依照蘇維埃模式來把本民族文化特性「改造」成蘇維埃的樣式，把凡是不同於蘇維埃的民族特性都批評成「封建餘孽」和「資產階級反動派趣味」。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要廢除城市。這樣的極端行為跟民族主義可以說毫無關係。然而很弔詭的是，幾乎所有打著「民族解放運動」旗號起家的馬列主義分子起初都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主義吸引底層民眾支持。
就這樣1949年以後至少三十年內，中國自身的文化屬性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在此期間，民族主義就從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打著「民族解放」和「反帝反封建」旗號，然而從文化屬性上來看，完全就像是一個外來政權。比蒙元和滿清統治中國、卻不消滅各民族主體文化傳統更極端，外來的馬列主義政權卻幾乎將各民族文化傳統統統連根拔起。
那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到哪裡去了呢？一支南渡到了香港，另一支東渡去了台灣，其餘離散到了海外。
南渡去香港這一支民族主義，就是我們說後來「反哺」中國大陸那一支。情況具體是怎樣的呢？
事實上，與中國大陸「五四運動」遙相呼應，同一年，香港左翼群體也發起了小規模的反日運動，包括抵制日貨、杯葛日本商鋪和不坐日本郵輪等等。6月3日，甚至還有九名中學生自發組織了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雨傘運動」。7月5日，還有300餘名華人襲擊了兩名日本水手。2 雖然總體來說，香港反應很小，幾乎沒有掀起什麼波瀾，但這已經是開始為民族主義預備土壤了。
1925年，中國青島和上海等地因勞資衝突血案引發工人運動，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就藉機策劃大型聯動，遭北洋政府和英國巡捕槍殺鎮壓，史稱「五卅慘案」。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人在不計代價地煽動工人運動上出力巨大。不久，中華全國總工會縂書記、共產黨人鄧中夏，前往香港會同（香港）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領導人蘇兆征等人聯合發動「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從1925年6月持續到1926年10月，給香港經濟和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創，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趁機在香港發展地下組織創造了極佳時機。罷工僅僅一個月之久，就有近20萬名廣東籍工人及家屬罷工返鄉。同時各大工會還自發成立武裝糾察隊對香港實施封鎖，一邊禁止工人返港，一邊禁止大陸物資輸送到香港，並且斷絕與香港的交通往來。3（香港）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領導人蘇兆征，此前在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展露頭角。在「省港大罷工」期間，蘇兆征就被吸納為中國共產黨員，還成為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從「省港大罷工」這樣的工人運動可以看出來，在香港的大陸人成了聯絡溝通中國大陸跟香港的重要紐帶。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狂熱也可能經由這些大陸人傳播到香港，儘管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省港大罷工」被認為第一次煽動起了香港社會的反英情緒。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嘗到了利用工人運動向香港滲透，在香港發展地下組織的甜頭。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注意到，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總人口約100萬，至戰爭爆發，約有50萬人逃亡中國大陸。戰後，原先逃亡大陸的香港人返回香港，同時帶來了100萬大陸人。至50年代初，香港人口超過200萬，大半都是大陸來港的難民。到50年代中期，戰後來港的大陸人儘管在香港居住逾20年，仍堅稱自己是難民，多不承認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最後一批大陸難民，據周永新回顧，可能是1962年逃亡潮帶來的：不到一年時間，有數十萬大陸人翻山越嶺偷渡至香港，還有部分是泅渡游水過來的。至於逃亡過程中，有多少人死於解放軍槍口或因其他原因死於途中，無法統計。1949年以後中國全國性大動亂在1966年至1976年間達到巔峰。因文化大革命武鬥慘死的中國人，被源源不斷地扔進珠江流向大海。香港水域每天都有人發現浮屍。這些死者多是被「五花大綁」扔進海里的。周永新小時候也親眼見到過這樣的慘狀。4
文化大革命期間，仍有大陸人隻身泅渡到香港。比如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就在1970年身綁汽油桶游泳到香港避難（此時已年近6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