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戰結束後逃難至香港的大陸人人口如此眾多，即便他們或者對中國時局感到不安，或直接對中國社會動亂不滿，但是到香港以後仍然成為中國政治動亂的延伸。
1967年「六七暴動」，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歷史上最沉痛的一頁。香港資深傳媒人張家偉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2012）一書，反覆考證了「六七暴動」與文化大革命關聯：「六七暴動」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香港的左派大暴動。「六七暴動」的實際發動者，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在中共港澳工委領導下）發動的，是香港地下黨組織「先斬後奏」做成既定事實，來響應中共中央的文化大革命號召。1966年底，澳門地下黨組織還一手炮製了「一二三暴動」。「一二三暴動」被認為直接啟發了香港的「六七暴動」。但這些暴動被左派自我標榜成「反殖民」、「反壓迫」。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大陸對香港「六七暴動」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政治避諱：不肯承認中共極左路線曾禍亂香港的歷史事實。5 有不少研究也證實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在香港的活動要為「六七暴動」承擔主要責任。6
「六七暴動」以後，香港社會對中共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恐懼也開始蔓延，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刺激了香港華人群體的民族主義，使這部分人又落入中共統戰部門的宣傳陷阱：民族主義顯然是拉攏海外華人族群的最好手段。
1968年起，香港人發起的「中文運動」誘發了香港社會的民族意識和反殖民主義情緒。此後香港的社會運動長期繞不開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雙主線。在香港占最大影響力的國粹派人士幾乎完全淪為中共宣傳機器。這些人相信，香港所有社會問題都會在回歸中國以後自動解決。香港學者盧思騁在研究香港華人族群的民族主義時發現，這些口口聲聲打著「反殖民」旗號的左翼人士反而不再批評殖民地政府，甚至不關心香港殖民地社會存在的問題。7
香港左翼勢力採用的民族主義策略與中共早期做法如出一轍：在沒有奪權的時候，煽動民族主義奪權；一旦奪權成功，便棄之如敝履。中共利用香港左派的統戰策略，無疑是比較成功的：一邊打著「反帝國主義」、「反霸權」、「反殖民主義」的旗號煽動民族主義，一邊利用民族主義宣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感，強化香港對中國大陸的情感依賴。
這看起來有一點弔詭：一邊是民族主義狂熱，一邊是反共意識形態普遍，但是香港社會卻扎紮實實撞進了中共海外統戰部門的宣傳口徑中。
在文化方面，戰後香港社會民族主義氛圍也很濃厚，甚至比被共產主義肆虐的中國大陸更像中國。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電影公司拍攝的黃梅調電影，曾一度風靡港台和海外華人世界。這種轟動效應，就像一場民族主義文化教育。至1958年底，電影《天仙配》甚至在中國大陸也達到1.4億觀影人次。緊接著，1966年邵氏兄弟成功試驗新武俠電影，直到1987年邵氏兄弟停產，這股新浪潮就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甚至還延續到2000年代。不僅如此，武俠電影也帶動了功夫片和動作片的興盛，這種潮流也大大影響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電影市場。
在傳統文化遭到滅頂之災後，經過香港電影引介，重新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敘事的中國觀眾重新祭起了民族主義大旗。1982年香港功夫電影《少林寺》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大陸引發的轟動效應，又像極了一場民族主義文化教育。甚至80年代中國大陸忽然流行起來的「氣功熱」和「武術熱」也像是直接受到《少林寺》直接影響。
不僅如此，隨著香港電影進入黃金時代，含有傳統文化元素和儒家文化教義的武俠片、功夫片、動作片（比如《黃飛鴻》系列、《方世玉》系列，等等）大量湧入大陸市場，一同進來的，還有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等人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在這方面，香港影響力大過台灣。
愛爾蘭華裔學者呂洲翔在研究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時注意到，民族主義不但是武俠小說興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透過這些小說傳播和保存的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核心價值觀念，比如忠誠、民族大義、犧牲精神、社會正義感、忍耐精神。這些文化元素，不但雜糅著儒家的政治和社會理想，也摻雜進來佛家和道家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8
